我常说我是幸运的，心里有一个念头的时候，冥冥中总有人会给我实现。有时候我念头特别多，有时候又特别少，更多时候，是不敢有太多。
我想去武汉，就是一个持续了有5年的念头。
高中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的志愿写下来藏在玻璃瓶里，存起来，说是等考上大学了，大家一起拿出来看看。但是真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提起这件事，因为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，沉默是最大的尊重。我当时写的是“武汉大学”。其实我没有去过武汉大学，我只是在杂志上读到这个校园最大的特点是早期风格的建筑，就心生向往。后来也没有考上。
疫情以后，我一直想去武汉，是自以为能为他贡献一些GDP。我总觉得自己欠这座城市一些什么，甚至是一条命。
这次借着公事出差，“假公济私”圆了一个自己的武汉梦，又何尝不是冥冥之中一次成全？
黄鹤楼
起初去黄鹤楼就像每一段旅行，是一种游客的自然选择。就像北京的天安门、南湖的红船，是一个你知道烂俗，又无法免俗的旅行选择。但我又总想在烂俗里找到一丝清醒脱俗来。
所以我在黄鹤楼的旅行，没有拘泥于拍照（也拍了），鉴赏名诗名篇（也读了），俯瞰长江大桥和长江（也俯瞰了）。我做了两件自以为清醒脱俗的事情：
一件是我随着游人的步伐登上了黄鹤楼顶，在楼顶，我的领导通知我要参加一个在线会议，所以我和李白孟浩然同频呼吸，站在三楚交汇的最高峰，和远在嘉兴的同事开展了一场关于跨境企业走出去的会议。这种时代与时空的交锋让我心旷神怡，我自认为这可能是我开过最浪漫的会议，显得那么清新脱俗。
另外一件，是我在楼下小亭坐了很久。虽然同时也是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，但我仍然试着让自己慢下性子，和这个环境形成交融，就像几年前在丽水的百年大树下，我完成了和古人的心意相通。现在是在这个楼下的亭子里，我想象着几百年前也有那么一个人，望着这个楼，写下了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这样的名句。我陶醉地坐了很久很久，直到离开。
离开的时候我没有走来时的路，而是走了另一条路离开景区。在走出景区的时候看到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黄鹤楼故址索引”，牌子上说，黄鹤楼本来不在这个位置，这座楼也是1985年才重建的。我才突然发现，我刚刚的时空交锋和心意相通，都变成了自作多情。其实，我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在黄鹤楼里看到电梯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。
武汉大学
我想去看看武大的心愿超过了此行其他愿望中的一切，甚至其他愿望都可以不要。很巧，这个3月中旬的日子，正好是适合观赏樱花的好日子。我没有预约到入校的资格，我甚至没有进校看樱花的愿望，却要和樱花的追逐者竞争同一个赛道。
一个人要怎么实现自己的愿望，一半是靠运气，一半是靠自己努力。我的愿望太强，去的路上我就开始社牛地问出租车司机，要怎么才能进去，他告诉了我一个方法，找黄牛。这个事情不太光彩，也不公平，但我的愿望太强。
带我进去的大叔姓王，和我是本家，我在手机里拨通他的电话，并存下了“王叔叔”的号码，这样在接受盘问的时候我可以证明下自己。但没用上。大叔反复提醒我，这里有两道验证，我进不去第二道。但是我怎么会在乎，我在乎的武大本身，而不是那些樱花烂漫。
但你怎么能不在乎呢？在五六点以后第二道验证正式打开之后，趁着夕阳未落，我混进了核心区域，见到了“旧时建筑群”。当我拿着手机央求同样单人路过的小哥，帮我拍一张照片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没有游客照的烂俗，只有与“老图”时空交汇的感怀。我静静地坐了很久，看见很多情侣牵手走过，留下照片，却没等到重要的电话。
离开的时候，我去了一个快要收摊的学生摊位，如果早20年，我也会和他一样摆一个摊在校园里买东西。他说“哥哥，我送你这个”，说了三遍，塞了三个东西，我说“别送了”，他把东西放下，转念又塞回了我的袋子里，“你拿着”。
所以离开武大的时候，我眼眶有点湿润。不知道是圆梦的欣喜，还是未分享的遗憾，还是被热烈青春的感染。
江汉街和黎黄陂路
最好的电影是没有预期的电影，未知的开始和未知的结束，能带来未知的展开，而未知的展开永远是惊喜的，就像幸运饼干，无论写了什么，都是幸福的。
第二天，我用1.5元从中华路1号码头渡江来到江汉关的时候，带来的就是这样未知的欣喜。我没有意识到那些举着小旗的阿姨们在拍什么东西，我循着人流的步伐一步步走，从江汉街一路走到黎黄陂路，漫无目的。眼及之处，都是民国的老建筑，各种从未听过名字的银行大楼、优雅的法式小洋楼、华丽的天主堂等等，仿佛穿越了一个世纪，又穿越了一个国家。
可惜这些老建筑，其中大多被中俄商品店、廉价婚纱照、麻辣火锅店、咖啡店等占据，音像里播放着嘈杂的鼓点歌曲。城市无法更新古建筑，却仍然挣扎着换发新的气息。
在金城银行的大楼下的时候，有一瞬我以为自己站在了洛杉矶环球影城的中间，只是周围的风格都换成了民国风。红绿灯和广告牌忽然显得非常的违和，路过的也不应该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。
武汉中心医院
早上我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里留了一个言：“兄弟，我来武汉出差了，下午争取来看看你。”我尽量把这句话表达的寻常一些，就像两个同龄的老友，时隔多年后的相见。我想这样，我对这个城市的英雄会显得亲近一些。可能我的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
的哥在黎黄陂路接上我，听说我要去看李文亮的时候，忽然有些语塞。我问，“如果我想去祭奠的话，会不会不合适”。他用武汉口音的普通话说，“怎么可能不合适，这太好了”。但我不觉得好。接着，他开始和我说起了很多疫情期间他当志愿者的故事；还有他认识的一个做呼吸机的老板，过年加班发货，不问怎么付钱的故事；还有抱怨政府官宣只走了（他用了“走了”两个字）4000人的不满……等等故事。一路我戴着口罩，开始还攀谈几句，慢慢的，就被眼泪和鼻涕堵住了嘴。我不喜欢英雄的史诗，但的哥嘴里的是真正的英雄事迹。放下我之前，他细心地给我指了以前大家放鲜花的位置，然后说了好几遍“再见”。
可惜没有鲜花了，人们可能没有忘记李文亮，但已经不再给他鲜花了。我踱进了门诊大厅，想问问前台，记不记得他的故事。但他们戴着口罩的脸写满了忙碌甚至职业性的倦怠。我没法在这个时候冲上去对着皱着的眉头问一句：“你还记得李文亮吗？”我不想揭他们的伤疤，恐怕也有人会觉得是耻辱。我非要做一个聒噪的闹钟，去提醒一个疲倦的人，昨晚做了什么噩梦吗？
所以我没敢放鲜花，和其他人一样。我问医院对面报刊亭的大妈：“他们还祭奠李文亮吗？”她说，“谁？”我说，“没，对不起。”
“挺失望的，人类总是会淡忘。”一开始我微信是这么说的。但转念，又挺希望他们快点忘记的。
还想来武汉。
2025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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